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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拔群烈士被害案侦破记

1932年10月19日凌晨,两声枪响震碎了笼罩在巴马西山的夜幕,也震动了中国——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叛徒的枪下不幸遇难!

是谁组织策划了这起惊天阴谋?是谁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叛徒何时归案伏法,又都有什么样的下场?

当年参与缉捕谋害韦拔群凶手的老公安樊恒荣(左一)。

老红军写信报冤

请求侦破“拔哥”被害案

1960年初,一封来自革命老区东兰的信,摆在了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的案头,写信的人是老红军战士、时任东兰县副县长的杨正规。杨正规在这封信中说,全国都已经解放10年多了,当年杀害韦拔群烈士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他请求公安部门派人缉捕凶手,早日为革命烈士报仇。

曾任红军第三军团保卫局执行部干事的钟枫看到这封信后很生气。当时,东兰县归百色专区管辖,他立即打电话责问百色专区公安处的负责人:“解放都10多年了,怎么还没抓到人?”

钟枫要求百色专区公安处立即组织人员,展开破案。对于来自公安厅的破案命令,百色专区公安处和东兰县公安局却显得很为难。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狂的时候,地方公安部门应对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任务很重,抽不出人手去追查谋害韦拔群的凶手。于是,百色专区公安处向公安厅打报告,请求公安厅选派破案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到东兰破案。

樊恒荣,1960年时任公安厅看守所所长,解放后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有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经过研究,公安厅领导决定派他到东兰破案,任务就是追查当年谋害韦拔群的凶手的下落,将他们捉拿归案。

“20多年前的案件,侦破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决定从国民党内部开始寻找线索,而韦拔群被害时的国民党县长徐家豫就是我们的突破口。”樊恒荣说,接到任务后,他和同事李柏枝、覃祖坤立即到南宁茅桥监狱,把徐家豫提出来,押回公安厅看守所审问。

1932年初,徐家豫是东兰县的国民党县长。根据国民党军官举证,在韦拔群被害后的第三天,徐家豫就和国民党军长廖磊在东兰江平召开民众大会,他会上公开威胁说:“谁还不出来自新的话,就要将他们的家属扣押到县城,要彻底将革命人员挖出来。”徐家豫还布置江平的民团“要查清户口,令革命干部家属在午后来自新”。

解放后,因为曾参加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徐家豫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审讯国民党县长

挖出谋害韦拔群凶手

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徐家豫交代了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杀害韦拔群的过程,并供出了参与谋害韦拔群的凶手:韦拔群警卫队队长韦昂、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陈的白)、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

1932年5月,时任东兰县县长兼东凤剿匪司令的国民党少将李瑞熊率一万多人,到东兰、凤山围剿红七军驻留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早在1931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就开出1万元的价码,悬赏缉拿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但韦拔群在右江地区深受农民爱戴,没有人出卖“拔哥”,加上革命队伍依仗大石山区山高洞多的特点,与国民党军巧妙周旋,国民党的围剿计划一再破灭。

为了抓到韦拔群,桂系军长廖磊曾张贴布告:“谁能捉到韦拔群,赏红花(注:指当时的花边银元)七千!”韦拔群看后一笑,挥笔写下标语让红军战士张贴回应,廖磊见后气得七窍生烟,原来上面写着:“谁砍得廖磊狗头,赏铜板一个!”

“(十八晚十一时半本省东兰电台来电)共匪首领韦拔群,被生擒。”这是1932年5月19日《南宁民国日报》头版显眼位置刊登的一条消息。两天后,国民党还在报纸上刊发了“韦拔群被擒证实  十八日在武篆芭峒擒获,将解百色正法”的报道。

消息一见报,万众为之震惊。不过,此新闻刊发后20天,《南宁民国日报》又刊发“东兰县长请派精兵剿韦拔群”的文章。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为解决经济困难,韦拔群利用敌人的赏格,派人诈称卫士队反叛捉到了韦拔群,只要国民党给钱即可交人。当地民团派人看过后,回说是实,国民党东兰县的县长便先筹款2000元送到交换地点。结果来人中埋伏被击毙,钱也全数被韦拔群的人夺下。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为邀功,抢先在报纸上发布抓到韦拔群的“战果”,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对此,“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军阀只能“羞愤不可名状”。

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提高了抓捕韦拔群的悬赏,还派出特务前往西山地区,到处搜寻韦拔群。而收买韦拔群身边的人,则是他们使出的最毒辣的一招。

“国民党特务从韦拔群的警卫队长韦昂身上找到了突破口。”亲自提审徐家豫的樊恒荣回忆,徐家豫交代说,是刘治先抓住了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然后利诱陈的伯去劝说、收买韦昂叛变,最后是韦昂亲手杀害了韦拔群。

韦拔群遇害的山洞。

骑马爬山月余

查出韦拔群被害真相

杀害韦拔群的凶手初步确定,案发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1960年9月13日,樊恒荣赶到东兰实地调查。

为了配合樊恒荣的侦查工作,东兰县公安局决定由在西山土生土长、会地方方言、熟悉东兰情况的预审股干事陆宗祥与樊恒荣组成调查组,展开案件侦破和凶手的追捕。

回忆起当年追捕谋害韦拔群凶手的经历,陆宗祥不禁感叹:“当时太困难了,整个公安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3匹马,最好的两匹就配置给我和樊恒荣去破案,剩下一匹给局里日常公干。”

东兰县档案馆存有当年东兰县公安局在破案后向东兰县委提交的《关于杀害韦拔群等烈士的反革命罪恶材料调查报告》。《报告》称,樊恒荣和陆宗祥就靠骑马、走路,在41天时间里,走遍了东兰的每一个公社,还先后到了都安、巴马等地。
说起当年的经历,樊恒荣笑着说:“骑了几十天的马,屁股上都长出一层老茧。”

樊恒荣和陆宗祥先后访问了大量在职干部、革命老同志、群众,并讯问了在押犯人148人,搜集到了大量证人提供的证词和证据。这些证言和证据,将韦拔群被害的案情真相勾勒出来。

当时国民党为了能抓到韦拔群,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带兵化装成平民百姓,在东兰、巴马、凤山、果化一带四处查找韦拔群的下落。后来,他们查到韦拔群警卫队长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的住所,就派刘治秘密抓捕了她。刘治对陈的伯进行刑讯逼供,她受不了酷刑,就答应了刘治的要求:由她引韦昂出来,劝说韦昂借机杀害韦拔群。陈的伯被放回后,设法寻找在山中与韦拔群一起躲避国民党军围剿的韦昂,让他回到东兰县东里屯的山上与自己见面。韦昂赶来与陈的伯见面,结果被早早埋伏在那里的刘治抓获。

韦昂被捕后,虽遭酷刑百般折磨,但他并没有马上屈服。见硬的不行,国民党军使出利诱手段:只要把韦拔群的人头送到东兰县国民党指挥部武篆魁星楼,就将位于柳州的一栋洋楼送给韦昂夫妇,另外还可以得到几万块花红。在陈的伯的劝说下,韦昂最终向国民党军屈服。据徐家豫、刘治被捕后交代,为了表示诚意,徐家豫、刘治和韦昂、陈的伯在谈妥了条件后,还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

当时,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下,革命队伍被打散,韦拔群平时只带贴身警卫员罗日块在身边躲藏于山中。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民团为了围捕韦拔群,把当地群众驱赶集中居住,妄图以此来断绝韦拔群等人的粮食供应。不幸的是,韦拔群患上了疟疾,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他病得很重。

韦昂、陈的伯夫妇被秘密放回后,设法联系上了韦拔群。韦昂是韦拔群的警卫队长,二人又是同村人,论辈分韦拔群还是韦昂的堂叔,再加上韦昂作战勇敢,所以韦拔群并没有怀疑此时已经叛变了的韦昂。韦昂假意关切地说:“叔叔,你身体有病,又没东西吃,不如住到东里屯的凉风洞(亦称双法峒、赏茶洞,今巴马西山香刷洞)中,我和陈的伯找中药为你治病,带鸡肉、糯米饭来给你补身子。”

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和警卫员罗日块在凉风洞与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开会,商量好带部队往贵州转移的方案后,就在洞中等待韦昂,陈洪涛则带着警卫员转移到其他山洞躲藏。知道韦昂要来给自己送药,一向谨慎的韦拔群还叫罗日块到山顶观察,看韦昂和陈的伯来的时候,他们身后是否有国民党军和便衣队跟来。在确认韦昂和陈的伯没有携带武器,背后也没有国民党的人跟来,罗日块才让韦昂和陈的伯进入洞中。

此时已是深秋,山上寒气逼人,韦拔群正患疟疾,浑身忽冷忽热。韦昂先喂了韦拔群一碗中药,又从背篓中取出菜刀和已煮熟的鸡,切肉给韦拔群和罗日块吃。

吃饱以后,生病的韦拔群在洞中的竹板床上睡下。临睡前,他还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驳壳枪枕在头下,而罗日块则到洞口警戒,提防国民党军来袭。

10月19日凌晨,韦昂想到要对朝夕相处、群众爱戴的革命领袖下手,一时犹豫不决。陈的伯看到韦昂迟迟不下手,就偷偷地用手使劲掐他的屁股,催他赶紧动手。韦昂一狠心,突然从韦拔群头下抽出驳壳枪,朝他的头部连开两枪。

听到枪声的罗日块返回洞中,结果被韦昂用枪顶住胸口,身上的枪也被缴下。韦昂手持双枪,逼迫罗日块用刀将韦拔群的脑袋砍下,装入背篓中,并逼罗连夜背下西山,交到了在武篆驻守的国民党军手中。因韦昂求情,罗日块后来被国民党放走,隐姓埋名去了凌云,最后遁入贵州不知所踪。

当天上午,国民党东兰剿匪宣传队在武篆向南宁发电报,称“韦拔群被擒获杀死,于十九日晨七时已将首级解来武篆证验确实”。1932年10月21日的《南宁民国日报》特别刊登新闻《韦拔群授首证实 十九晨在东里双法峒内被农民韦昂夺手枪击毙》,报道了国民党军长廖磊等人先后给白崇禧发的3封电报,称“有东里农民韦昂深明大义,出峒来归,遵职所授机宜,本(十九日)晨,在东里附近之双法峒内,夺取韦拔群驳壳手枪,当将韦匪击毙,斩获首级,解部请赏”。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加上不易核实,有关凶手的这些报道及电报内容,共产党方面及当地群众并没有多少人知晓。

收到韦拔群首级的国民党军如获至宝,他们先是敲锣打鼓提头游街示众,随后更是将人头挂到武篆魁星楼上夸功志庆。韦拔群首级送到东兰后,廖磊命人用药水对首级进行浸泡处理,放在玻璃鱼缸中运到百色、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地示众,恐吓支持革命的人民。

装成下乡医生

巧擒杀害“拔哥”主谋

谋害韦拔群的凶手已经锁定,接下来该是抓捕他们的时候了。但时隔28年后,还有谁明确知道刘治、韦昂和陈的伯的下落呢?

经过调查,樊恒荣和陆宗祥得知刘治是田阳县田州镇人,在田阳结过婚。

“我们赶到刘治在田阳的老家,发现他的老婆还活着。”樊恒荣说。解放前几年,刘治就已经多年没有回过田阳,他的老婆称自己也不知道刘治去哪里了。

仅有的线索不能就这样断了,樊恒荣就通过当地妇联的同志做工作。她们给刘治的老婆买东西改善生活,还帮她治病,逐渐和她建立了感情。有一天,一位妇联干部假装无意地对刘治老婆说:“你60多岁了,身体有病,你丈夫也应该回来看你一下才是。”刘治老婆听后叹气说:“他解放前就隐姓埋名,听说到德保和田阳交界的山区里当了上门女婿,在哪个公社我也不知道。”

得知这个线索后,田阳县公安局立即通知田阳和德保交界的所有公社,派公安特派员在各自的公社秘密摸底,寻找一个高个子、高额头、高鼻梁、长方形脸的60岁左右的上门女婿。

不久,一个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报告称,某生产队里有一个老人的特征与公安部门要找的人很相似,还说这个老人在自己房子旁边的大榕树下,向从德保方向去田州镇赶圩的村民卖粥。

樊恒荣和陆宗祥接到信息后作了比对,确认这个卖粥老人就是刘治无疑。在研究抓捕方案时,田阳县公安局负责人表示,卖粥老人所在生产队牵涉到一个反革命纠风案,村里有人与国民党特务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公安部门尚未掌握全部涉案人员,如果公开抓捕卖粥老人可能打草惊蛇,甚至会导致抓捕失败,只能秘密抓捕。

由于经济困难,当时田阳农村患上浮肿病的人很多,百色专区医院有下乡医疗队为村民治疗浮肿病。经过研究决定,樊恒荣化装成医院内外科张主任,陆宗祥则假扮成内科主治医师黄医生,进村与刘治接触,借机秘密逮捕他。

“既然是医生,至少要会看病呀。为此,我们专门到田阳县人民医院学习简单的医疗操作,如使用听诊器,为浮肿病人开药方、写病历等。要专业,人家才会相信。”樊恒荣和陆宗祥经过精心准备后,挑个日子,穿着医用白大褂,背着药箱就来到了卖粥老人所在的村子,为浮肿病人看病。村里的人对这两个下乡的医生很警惕,因为担心是公安人员假扮,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看到两位“医生”开出的药方都很专业,病人反应良好,警惕的村民才解除了戒心。但直到下午5时左右天色已晚,樊恒荣依然没有见到卖粥老人来看病。

“他实在不来,我们也没办法,天快黑了只能抽身离开,如果身份暴露就坏了大事。”樊恒荣说,当时他们都很着急,要是卖粥老人再不来看病,他们只能先返回田阳,抓捕的时间只能再推迟。

就在樊恒荣和陆宗祥准备离开村子时,只见卖粥老人急忙跑过来,请求医生帮他检查身体。检查后,樊恒荣发现他有浮肿病和疝气,就动员他去公社卫生所做全面检查。卖粥老人却显得很不情愿,问是否能改天去。樊恒荣就说:“我们是专区医院派下来的,回去以后就不来了。”卖粥老人听了,回家和老婆商量后,简单吃点东西,拿了几件衣服,就与樊恒荣他们往公社赶。

“看到他愿意跟我们走,我心里高兴坏了。担心他在路上跑掉,我和陆宗祥就一前一后把他夹在中间。”樊恒荣说起当时的情景时依然显得激动,但当时他们却不敢表现出来。

按照事先的部署,三人刚到公社卫生所门口,就有假扮成卫生所所长的公安特派员接应。“卫生所所长”一见到樊恒荣就着急地说:“哎呀,张主任你怎么才回来啊?县委书记打了好几次电话,催你回县城为病人动手术。”樊恒荣听了就对卖粥老人说:“老人家,我们今晚要连夜赶回县医院,那里条件更好。如果你愿意去的话就带你一起去,如果不愿意,你就留在公社卫生所好了。”卖粥老人一听,急忙表示愿意去县医院。当晚,三人乘坐纤夫拉动的船溯右江而上赶往县城。在船上睡觉时,樊恒荣担心卖粥老人掉到河里或者逃走,就“特别照顾”他睡在自己和陆宗祥中间。

第二天天亮,三人就到了田阳县城。樊恒荣和陆宗祥带着卖粥老人到了公安局门口,卖粥老人一看到大门上的牌子就明白过来了。

面对诸多证据,卖粥老人就是刘治的真相被揭开,随后他被押送到东兰县看守所关押。经过审问,刘治供认了曾与徐家豫一起杀害红军战士,说服陈的伯与韦昂杀害韦拔群等罪行。

叛徒隐姓埋名

终在融水被抓归案 

1960年10月27日,是樊恒荣和陆宗祥完成侦破韦拔群被害案、追拿凶手任务的日子。这一天,由陆宗祥执笔写成的《关于杀害韦拔群等烈士的反革命罪恶材料调查报告》,经樊恒荣修改后用草纸刻印成汇报材料,加盖了东兰县公安局的公章,以县公安局的名义,向东兰县委作了书面汇报。在这份10页长的《报告》最后,两人特别提出自己的意见:“要坚决严办现在押的反动头子徐家豫、刘治,并将陈的伯追查归案究办。”

陈的伯又在哪里呢?

经过调查,公安人员得知,当年韦昂和陈的伯将韦拔群首级送到国民党军手中后,就被国民党送到柳州居住。后来,东兰县公安部门经过调查得知,韦昂和陈的伯到了柳州后,国民党并没有按照当初的协议给几万元赏钱和一栋洋楼,而只给他们洋楼的其中一间房子居住,原来承诺的几万大洋也只兑现了一小部分。有了钱的韦昂整日嫖妓赌博,陈的伯天天吃喝玩乐,二人很快将赏金花光。1939年,侵华日军飞机频繁到柳州轰炸,韦昂夫妇偷偷潜回河池长老一带,靠砍柴烧炭为生。

“回到河池没多久,韦昂就被人杀死了,有群众称是地下党容让(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十支队三十五大队副大队长)派人去杀的韦昂,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证实。”陆宗祥说,公安人员到河池去调查后,只确认韦昂已经死亡,具体为何人所杀没有查到切实的证据,而陈的伯已经离开河池,有可能又到了柳州。

根据这一线索,公安部门对柳州及周边县的人口展开了排查。很快,公安人员得知,在融水有一个女人年龄相貌都很像陈的伯。经过比对,确认这个女人就是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

其实樊恒荣和陆宗祥去调查、抓捕刘治之前,当时是自治区公安厅侦查员的李柏枝就调查过陈的伯的下落,并通过走访东兰、巴马、凤山、柳州等地的群众得知陈的伯改嫁到了融水。 2009年11月11日,曾与陈的伯打过照面的李柏枝回忆说,当年他亲自到融水见到了“住在县城里的一条臭水沟旁边”的陈的伯,她交代了自己被国民党县长李瑞熊等人策反,才说服韦昂杀害韦拔群的罪行。

“1961年,公安局决定派我去抓她,但刚好遇到大雨把路冲毁了,去到半路又撤了回来。”陆宗祥说,1962年,公安部门将陈的伯抓捕归案,后送到了东兰县公安局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陈的伯交代了1932年10月19日凌晨,她与韦昂杀害韦拔群时的情景,当她见到韦昂犹豫不决时就劝他说:“若今晚你不动手,明天他(韦拔群)离开了我们这里,你又怎么办?政府给了这么多钱。”而东兰公安部门在柳州获得的一份证人证词显示,陈的伯和韦昂到柳州领赏后,陈还时常向旁人夸耀说:“要不是有我,韦昂办不成这事!”

经过检察院起诉,刘治和陈的伯后来被东兰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时候,刘治和陈的伯因为生重病,先后死于东兰县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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