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城模式

恭城是"道行谦恭、福惠之城"。《恭城赋》曰:"五岭之南,有宝地焉。隋末置县,大号恭城。斯地也,形胜若乾坤八卦,江流分阴阳太极。山状凤凰,翼垂东南;关名龙虎,雄峙湘桂。"

恭城模式

第七节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儒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民为本。孔子在2000年前就提出构建“大同社会”的理想,最早见于《礼记·礼运》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可以看出,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社会的本质是“天下为公”。在大同世界里,个人与社会是融为一体的,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亲密无间、团结合作。人们的思想境界已突破家庭小圈子,不仅敬爱自己的父母、宠爱自己的子女,而且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持博爱的态度,使每一个成员都不被社会所忽视、所遗弃;老人得享天年,壮年能发挥所长,少年受到良好的教育,矜寡孤独和残疾人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料;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人人愿意为社会繁荣贡献力量。这里没有盗贼,没有暴徒,没有战争,可以夜不闭户。这就是儒家所向往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很显然,“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理想。但是,这一理想的蓝图反映了古代人们向往美好社会的愿望,从而被后世许多的思想家所继承、阐发与发展,使其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的理想社会,对后来中华民族预设未来理想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思想家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中描绘了这样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不存在国家制度、无贫富贵贱之分、人人劳动、丰衣足食、生活安逸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理想的具体化,流传广泛、令人向往。

清末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提出了系统的大同思想,使中国的“大同”社会理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诠释。康有为的代表作《大同书》有二十余万字,所阐发的大同思想极其丰富。康有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的基础上,结合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把千百年来无数哲人魂牵梦绕的理想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展示了一幅未来人类社会的美妙而具体的蓝图。

孙中山深受大同社会理想的影响,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据统计,孙中山的遗墨中,关于“博爱”“大同”“天下为公”,以及与此内容相关的题词有140多件,占孙中山所有题词的三分之一左右。他在晚年,曾两次全文抄录《礼记·礼运篇》。在孙中山看来,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便是要达到大同世界。他说:“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也。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孙中山认为,大同社会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的和谐:一是在政治层面,天下和国家都是人民公有,人人平等,无尊卑贵贱,也不存在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划分;二是在经济层面,主张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实现物产归公、国富民利;三是在道德思想层面,倡导替众人服务以及博爱的品格。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数千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大同”“和谐”“仁爱”的思想源远流长,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孙中山为实现大同社会理想而奋斗了一生。今天的时代跟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了,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依然激励着中国人民,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要讲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就必须了解《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出版,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它一经发表便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在170多年间被译为200多种文字,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共产党宣言》以极其鲜明、极其生动的事实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其基本原理是:第一,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历史才能得到说明。第二,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破解了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论证了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由此判定,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了人类最终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

列宁说,《共产党宣言》的创造性贡献,就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共产党宣言》的“必然性”结论是根植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是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矛盾及其更替为依据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产物,是世界历史的必然归宿。《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明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

我们应当认识到,《共产党宣言》的绝大多数篇幅,是在论述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这些内容,对于如何建设这个新世界、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并没有具体描述。革命导师们对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的定性描述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不朽思想原则是一种彻底以人为终极目的的立场。马克思认为“自由人联合体”就是共产主义。

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样板,马克思也没有见过和经历过。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曾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表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制度的具体形态应由未来社会发展的历史特点决定,现在是很难预测的。

记得我刚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有高年级学生贴大字墙报公开质疑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遥不可及、虚无缥缈,认为共产主义是无法到达的“彼岸”,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终结。这些同学片面地把共产主义想象成某种“按需分配”的社会制度加以批判,其观点是非常幼稚、非常错误的,其行为也是危害非常大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其追求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实现人的解放和为人民服务是终极价值、是目的、是信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而制度只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工具而已。

恩格斯在晚年基于社会实践的检验对他们原来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做了明智的反思。恩格斯去世前两年,曾说道: “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 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必须结合具体的实际条件去理解与发展。假如把《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主义具体实施措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是教条的、僵化的思想,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列宁首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毛泽东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邓小平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论的发展是在我们不断地进行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发展的理论也必须接受理论的批判、实践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批判,逐渐使之完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向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理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