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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风俗的历史演变 还原端午本真

  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夏季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字有“初始”之意,而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时法,五月正是“午”月,因此称之为端午,又称端五、重午、重五。端午的别称很多,五月五日古人有以兰草汤沐浴的习俗,所以又叫“浴兰节”。道教又称此日为“地腊节”。唐宋时此日午时为“天中节”,所以它又称端阳、午节。明清时北京人还称其为“五月节”或“女儿节”。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梳理端午风俗历史演变的脉络,来探寻端午节的真正起源以及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的内涵。

 起源:端午节起源何时——先秦时期 屈原之前

  长期以来对于端午节起源众说纷纭,说法不一,至今仍争论不休。就目前来看,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主要观点有四种:一是流行久远的传统观点,依据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及宗檩《荆楚岁时记》,认为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二是闻一多先生认为端午节是吴越民族举行龙图腾崇拜活动的节日,他在《端午考》及《端午节的历史教育》(见《闻一多全集》)两篇论文中详细论证了他的观点;三是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恶日(见张心勤《端午节非因屈原考》);四是说端午节源于夏至(详见刘德谦《“端午”始源又一说》)。

  从中国节日风俗发展形成过程来看,以上诸家观点皆有一定道理。但是,端午节作为一个风俗活动内容丰富的传统节日,在追溯其风俗活动起源时不能只注视某一侧面而以偏概全。中国古代,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生活相对囿于一个狭窄的天地,风俗也自会因时因地而异。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各地风俗在相互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一些特定的、具有全国普遍性的节日风俗。因此,考察端午节起源应综合多种因素。

  端午节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随着历史发展又注入新的内容。龙舟竞渡之俗起源于南方,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起于北方,注入夏季时令风尚,附会以纪念屈原逝世而最后形成。

 南方:起源于吴越民族举行龙图腾崇拜活动的节日

中国古代龙舟,南宋李嵩《天中戏水图》(局部)

  端午节一项重要节日活动是为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但龙舟竞渡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事物原始》引《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即使在屈原本人的诗作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竞渡的风俗来。如《楚辞˙涉江》中就有“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屈原所乘的这种狭长而轻小的舲船实质上也就是当时一种竞度所用的船,乘着“舲船”顺沅水而上,船桨齐划冲击着层层波浪,清晨乘船从枉楮出发,晚上就可留宿辰阳。这种众桨齐划的轻快小船正是竞渡风俗的一种反映。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与《端午的历史教育》论文中考证认为:古代的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是“龙子”的身分,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他们不仅有“断发纹身”的风俗,而且每年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在急鼓声中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的游戏,绘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便是竞渡习俗的由来。此说颇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龙舟竞渡作为水上的竞技活动,不仅仅是越人的习俗,而且其他民族也有此俗。一九三五年在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鉴,一九六五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战国时“嵌错赏功宴乐铜壶”上,都有竞龙舟的图案。龙舟竞渡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所以清代大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竞渡不独(端)午日也,今江浙间多用春日,疑非本意。”但是总体来看,龙舟竞渡是以沅湘一带为中心的南方风俗。

 北方:起源于“恶月”“恶日”

  旧时,端午并非一个良辰吉日,而是一个需要处处避忌的“恶日”,图为画家苏耕的《女儿回娘家》,图上有“端午比年大,女儿回娘家”的题语。

  南方越民族进行龙图腾祭祀之时,而北方中原地区却是把五月五日当作“恶月”“恶日”进行驱邪避恶之日。直到现代,民间仍有“善正月,恶五月”的说法,正月为善月,人们笑逐颜开、欢呼雀跃;五月很早就被视作“恶月”,人们小心谨慎,处处避忌,五月五日,更是恶月之“恶日”,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这天对小儿的保护尤为关键。因此在荆楚民间形成了“躲端午”的习俗,端午节这天,年轻的夫妇要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孩去外婆家躲一躲,以避不吉。日本鹿儿岛在五月五日也有类似的节俗,母亲这天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在外跳称为“幼女祭”的圆圈舞。朝鲜称五月五日为“女儿节”,出嫁的女儿都回娘家,男女儿童用菖蒲汤洗脸,脸上涂胭脂,削菖蒲根作簪,“遍插头髻以避瘟”朝鲜小儿的这种打扮,称作“端午粧”(洪锡谟《东国岁时记》)。由此可知端午作为避忌日,特别是小儿的避忌日是整个东亚地区的通俗。

  为什么人们会将五月视为“恶月”,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日”呢?这是因为仲夏五月,炎热潮湿,蚊蝇繁殖,毒虫出没,百病滋生,对于医疗条件极差的古人而言,正是极易染病死亡的时节。就目前资科看,至迟在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视五月为毒月、五月五日则为恶月中的毒日、恶日、死亡日。《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五月盖屋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风俗通》佚文说:“五月盖房,令人头秃。”恶月恶日的观念影响甚广,以至人们相信五月对从政为官者也是恶月。《风俗通》佚文说:“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俗传五月上任的官,至离职都不能升迁。历代为官者都忌五月上任。《日知录》卷六说“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为忌月,今人相沿以为不宜上任。”五月的一切事情似都不祥,五月五日生子,则更被视为灾害临门之事。《风俗通》佚文说:“俗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论衡·四纬》也有这种记载:“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可见当时人们都认为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将来会祸害父母,不能养大成人,因为这一风俗而被遗弃的孩子不知有多少。

  虽然人们把五月五日出生的人说得如此可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反,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倒是五月五日所生。例如,战国时以养士闻名遐迩的孟尝君田文,就是五月五日所生。当其呱呱坠地之时,其父田婴就欲致他于死地。后来,他母亲私下将他抚养成人。田婴知道后怒不可遏,怒斥其母为何没把这个孩子扔掉,反而养大成人。田文见其父大怒,立即叩头下拜,接着反问田婴说:“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田婴回答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父害母的。”田文说:“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授予呢?还是由门户授予呢?”田婴不知怎么回答好。田文接着说:“如果是由上天授予的,您何必忧虑呢?如果是由门户授予的,那么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到那么高呢!”孟尝君以人生受命于天,则不会妨害其父母,若受命于户,则加高门户就不会和门户一样高的道理驳得其父哑口无言,只能“默然!”后来孟尝君果然成为一代名士。

  尽管有孟尝君前古之鉴,但是,到了汉代,人们仍然迷信此恶俗。汉成帝时,权势显赫的王凤也是五月五日生,其父提心吊胆地将他养大。汉末,在相互倾轧的官场上,有一个政绩平平,说话谨慎,办事模棱两可,待人圆滑世故而官运亨通的不倒翁──胡广。他历经六朝(自安帝、历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到灵帝)三登太尉。此人名叫胡广还有一段戏剧性故事。据《世说新语》记载,因为他生于五月五日,父母忌于世俗传统观念,将他藏在葫芦中投之于河,幸而未能淹死,后来有人收养,乃托葫芦所生,姓胡名广。(还有一说他父母原本姓黄,收养者为胡翁,故姓胡)显然,从战国到两汉,人们一直认为五月五日是深恶痛绝的恶日。

 时令:起源于夏至

裹角黍(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古老的二十四节气,对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在现代,以节气为节日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普遍影响的恐怕只有清明和冬至了。清明自不待言。而冬至俗称“冬节”,这一天,有吃饺子、喝羊肉汤进补的习俗。但是相对于冬至的夏至,节庆活动却很少。这很可能是因为端午节和夏至在时间上相去不远,渐渐两节合一造成的。

  在汉代以前,人们大多重视时令节日,仲夏五月的重要节令是夏至,虽然五月五日端午节在汉代已经比较重要,但夏季的主要节俗还是集中在夏至。《礼记·月令》很严肃地对待这一时间点,“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夏至,我们都知道,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日子,也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节,这一天过后,太阳逐渐南移,阴气长而阳气消,所以这一天也被古人视为阴气与阳气、死气与生气激烈争斗的时节,人们在这一时段,要保持身心的安定,要禁绝各种情欲,尤其是色欲;行政事务亦应采取“无为”的治理方式。这也是五月被视为“恶月”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在古人观念中,自然节令日是阴阳运动的关键日,也是人们精神紧张的时日,因此小心避忌,谨慎过关,这是当时人的节日心态。由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的激烈争锋,阳迫于上,阴动于下,蛇虫出没,暑毒盛行。人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感受到生存的困难,因此人们将夏至所在的五月,视作“恶月”。

  端午与夏至曾经并存并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端午最终替代了夏至,夏至的节俗功能也大都潜移至端午节俗之中。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而古代就有“五日同夏至”之说。端午节融进了许多夏令饮食、服饰、禁忌等风俗。吃粽子是汉代端午的重要习俗。当时,吃粽子并无特别的纪念意义,只是当作一种时令食品而已。俗有「食过五月粽,寒衣收入杠」,「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送」之谚。意思是粽子一出现,岁序便转入夏季,这是一年生活转折的信号,不单单只是点缀节景。在五月仲夏,酷热季节吃这种米制凉食,用菰芦叶包裹,用灰汁煮熟,色香味都别具特色,吃后能清热降火,胃肠舒适,不失为时令佳品。在此时,人们全面换上夏装,以轻薄凉爽为宜。因此《中华古今注》记载:东汉每到端午,皇帝要赐给群臣百僚鸟犀腰带。作为皇帝的恩赐来说,固然是笼络臣下的一种手段,但从风俗角度讲,这也是端午换夏装、避酷热的风俗反映。从衣食风俗来看,认为端午与夏至风俗有密切关系也不无道理。

 演变:端午习俗历史——从时令节日到人文节日

 秦汉时期:南北风俗相融 以北方习俗为主

  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五方五行的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在端午这一天,孩子们要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图为现代画家王弘力所作《古代风俗百图之挂五彩线》。

  先秦时,南北风俗各异,但是五月五日作为一个“节日”已各有所侧重。到秦代之后,由于国家统一,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使风俗习惯也互相融合,端午节就在南北风俗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但是,由于华夏文化自古以来以北方文化为主导,所以就目前文献记载来看,两汉时的端午风俗还主要是避恶。早在《夏小正》中已有“是月蓄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而《风俗通》中记载汉俗在五月五日,用青、赤、黄、白、黑等五彩丝线合成细索,系于臂上,称为“长命缕”,或称“续命缕”、“五色缕”、“朱索”等名。据说用它可以驱瘟病,除邪、止恶气。《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五月五日时,“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止恶气。”《事物原始》中认为印五色就是桃印。那时桃印长六寸,宽三寸,五色书文,悬于门上,与后世悬符避邪十分近似。由于阴阳五行学说流行,神鬼迷信观念渗透很深,因此,端午作为恶月恶日,并无节日的情趣,而是以驱邪避恶为主。用五色缕、五色桃符也说明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以五色代表五方,黄为中央,属土;青属木,主东方;白属金,主西方;黑属水,主北方;红属火,主南方。这种五行主五色学说已深入到人们生活领域。而五色丝缕、五色桃印看来虽小,却有驱鬼避恶的神奇力量。

 汉末魏晋:从时令节日到人文节日

端午节普遍的说法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屈原,图为屈原画像

  风俗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来说,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要受到上层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的活动,也必然会在风俗生活中积淀。因此,本来端午节起源于民间的原始崇拜与迷信观念,但是到了汉末魏晋时,就又被赋予纪念历史人物的内容。最初关于纪念哪个历史人物,也是说法不一的。东汉末年蔡邕在《琴操》认为,五月五日应是纪念介子推,这一说法主要流行于北方,尤其是山西一带人民十分推崇介子推,每逢此日都纪念其人,相沿成俗。

  而在南方楚人心目中的英雄却是我国大文学家、爱国诗人屈原。传说屈原是五月五日怀抱沙石投江而死的,于是,就把屈原之死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本来龙舟竞渡是古代越民族龙图腾崇拜之遗俗,此时却附会为屈原投汨罗之日,人伤其死,故皆驾舟楫拯救他,因此形成竞渡风俗。就连时令食品──角黍粽子,也被楚地人按照自己的心愿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缤齐谐记》中假托东汉光武帝时长沙人欧回之口说:有一次欧回见一士人自云是三闾大夫屈原,对欧回说每年人们水中所祭之食品为蛟龙所窃食,今后若有惠祭,当以楝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因为楝叶、彩丝都是蛟龙所惧之物。从此五月五日作粽子用楝叶并缠五花丝便成为遗俗,与屈原毫不相干的时令食品也成了祭品。

  但是,在纪念屈原与介子推之外,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陈临之说。

  伍子胥原本春秋时吴国大夫,曾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并整顿内治,励兵秣马,国势强盛,攻破楚国。到吴王夫差时,吴越争霸,吴国攻破越国,伍子胥劝吴王拒绝越王勾践求和,未被吴王夫差采纳,反而遭到疏远,后被赐剑自杀。据《梦梁录》记载,传说伍子胥死后被吴王夫差用皮革包裹丢进钱塘江,化为波神。《曹娥碑》记载:“五月五日,以迎伍君。”所以在吴地这一天有迎伍君的习俗。

  关于曹娥,在《后汉书˙列女传》及《会稽典录》中都有记载。曹娥的父亲在汉安帝二年(西元一○八年)五月五日迎波神时溺死。当时曹娥年方十四,沿江寻找父尸,昼夜哭号不绝,遂投江而死。数日后,曹娥抱父尸浮于水波。东汉时颇崇尚名教,以孝治国,会稽人认为曹娥孝心感神灵,可作世人楷模。故以此日纪念,划龙舟竞渡,在龙舟上给曹娥塑像,成为会稽一带的风俗。

  至于陈临,据《初学记˙岁时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陈临任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治理苍梧,移风化俗,颇有政绩。后来陈临卸任调走之时,苍梧郡人于五月五日送至东门。人们为了怀念这位政绩卓着的地方长官,每年五月五日“令小童洁服舞之,”以纪念陈临。

  起初端午所纪念历史人物是因地而异。但是,随着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与战乱,加之清谈玄学及佛、道思想的有力冲击,忠恕孝悌观念逐渐淡化,所以陈临、曹娥、伍子胥、介子推的影响未能扩散到全国。但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却在这几百年的动乱岁月中,成为人们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尤其是他的名着《楚辞》以那悲亢壮烈讴歌唤起了千百万人民的强烈爱国激情,深深流入人们的心灵。因此,五月五日作为屈原逝世纪念日得到了全国人们的公认,把各地原有的端午风俗与纪念屈原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这个充满原始崇拜和迷信色彩的节日散发出爱国的民族意味。

 魏晋南北朝:禳毒除瘟之余增加了娱乐氛围

元画家王振鹏所作《龙池竞渡图》(局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西晋的灭亡,北方人口的南迁,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进一步融合,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楚地风俗已对全国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北方,虽然这一天仍笼罩在“恶日”的压抑气氛之中,但在南方水乡,尤其沅湘一带、汨罗江畔,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隆重的竞渡仪式。据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记载:“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为水军,一自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当此之际,人们换上节日盛装,扶老携幼,拜祭屈子庙。祭毕就开始龙舟竞渡。“飞凫”“水军”“水马”等各色群龙一齐下水,一声鼓响,桨荡银波,龙破碧水,船发似箭。两岸观者齐声欢呼,助威呐喊,情景动人,热闹非凡。

  北方无江水之便,也就不存在竞渡。但是把五月五日作为“恶日”的观念却是颇难破除。如《宋书˙王镇恶传》记载:王镇恶就是五月五日生,家里人因俗忌讳想将其出继人家,后来祖父王猛认为“昔日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所以才留了下来。他生于恶日,就起名“镇恶”。《北齐书˙南阳王绰传》记载:北齐武成帝的儿子高绰生于五月五日辰时,被封为南阳王。后来他被人诬陷谋反而被杀,尸体在兴圣佛寺放了四百多天后,人们收敛尸体时却发现居然“颜色毛发皆如生时”。本来,像这种情况应从陈尸的客观条件进行合理的解释,可是当时人们只能从他生日迷信角度来解释,认为五月五日生者其脑不坏,所以才颜色如故。

端午节的倒栽(灾)葫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人们饱尝战乱之苦,所以最重视的端午习俗莫过于“辟兵缯”了。用五色丝染练制成日月、星辰、鸟兽之形状,上刺文绣、金缕,即叫辟兵缯,也沿袭汉代名称为长命缕或续命缕。有的佩于胸前,有的缀于臂上,一可辟兵灾,延寿续命;二可显示妇女养蚕缫丝之功。不仅如此,当时人们还把这些东西作为珍贵礼品互相赠送。

  辟兵是一个方面,恶日禳毒除瘟病也相当重要。《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形,悬于门户上,以禳毒气。”或饮菖蒲酒。当时采艾颇有讲究,要在五月五日鸡未鸣时去采撷。早在先秦时期,艾就被采来作药用,取艾叶制成灸条治病。古代有“岁多病,则艾先生”之说。因而它的药理作用就被人们盲目夸大,认为艾能驱瘟除邪。用艾制成人形或虎形悬挂门上,也有剪彩为虎,上黏艾叶以随身佩带者。俗均称之为“艾虎”。梁王筠《五日望采拾》诗中所道的:“长丝表良节,命续应嘉辰。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正是此俗写照。禳毒气的另一方法就是饮菖蒲酒。菖蒲具有性温味辛的特点,能开心窍,祛痰湿,对治风寒伤肺、胃病均有较好疗效。饮菖蒲酒对预防夏令外感病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汉代荒诞迷信的避恶“桃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十分盛行。北齐魏收《五日》诗中:“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即是指此事。究竟有无功效,就无法考证了。

  这个时期,端午节还出现了不少娱乐活动。据《荆楚岁时记》所载,在端午“荆楚人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还有玩鸟、训鸲鹆习俗。“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必先剪去舌尖,以教其语也。”鹆鸲究竟是何鸟类,依典籍所解,就其能为人言来讲,即今之八哥类。《独异志》记载:晋代桓豁镇荆州时,有一位参军五月五日采得一鸲鹆鸟,剪其舌教学人语。经过一年多训练,有一次宴会上,桓豁取出鸲鹆令学人语,宾客满座,学谁像谁。有一客人鼻部有病,鸲鹆便飞入瓮中学其语,极为相似,举席皆大笑不止。

 隋唐时期:仲夏盛典 充满节日欢乐

端午五色长命缕

  隋唐时期,端午节从风俗形式上都继承了前朝。但是,从性质上讲,原来有特定意义的节日风俗活动,到此大多演变为节日娱乐活动。“恶日”已不恶,逢凶化吉,充满了节日的欢乐。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序》中记述:皇宫端午日盛况,召来儒雅臣僚,大张筵席,“广殿肃而清气生,列树深而长风至”。这时内廷御厨们更为忙碌,“厨人尝散热之馔,酒正行逃暑之饮。庖捐恶鸟(指枭羹)、俎献肥龟、新筒裹练、香芦角黍------罩洽风味。”本来端午节正值仲夏酷暑将临之时,而宫廷殿阁里却无丝毫暑气,树深荫浓,长风徐徐。面对美味佳肴,醇醪琼液,这位爱好享乐的风流皇帝怎能不沉醉?怎能不感到“自足为乐”?至于联想到端午风俗彩五命缕之类的上古遗俗,他仅“感婆娑于孝女(曹娥),悯枯槁之忠臣(屈原)而已。”他最感兴趣的是“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所以宴会君臣酬唱,吟诗作赋,让臣下给他歌功颂德赋应制之作。

  

亲朋好友间有用扇子作礼物,相互馈赠也是端午风俗之一。图为天师降五毒诗纹端午折扇

  唐代宫廷端午宴享和其他佳节类似的一点,就是皇帝照常例对大臣有所赏赐,以示恩宠。最常赐之物是夏令的扇子。《唐会要》记载:贞观十八年(西元六四四年)五月五日,唐太宗御笔亲题“鸾”、“凤”、“蝶”、“龙”等字样于扇上。唐太宗本来就爱好书法,常与大书法家褚遂良等探讨书法艺术,他死后还要将王羲之《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唐太宗本人书法也颇有造诣,御笔题写的这几字全用飞白书艺术方法,笔势奇绝,游龙走蛇。唐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及吏部尚书杨师道说:“五月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朕各赐君飞白扇二。”遂以扇赐宠臣。《新唐书˙礼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常在五月五日奠衣扇于诸陵来祀祖宗。唐代还有赏赐衣带的习俗。《中华古今注》云:唐贞观年间端午节,赐给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腰带。《旧唐书˙李元紘》载李元紘曾于五月五日受赐紫服金鱼而感到宠幸无比。除赐宝扇玉带之外,还赏赐百索粽子。窦叔向就有一首《端午日恩赐百索》诗感激涕零地写道:

仙官长命缕,端午降殊私。

事盛蛟龙见,恩深犬马知。

余身尚可续,终冀答明时。

  唐玄宗时端午娱乐活动别出心裁。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置于盘中,再制作纤巧的小角弓,架箭射盘中的粉团,射中者得食之。因为小粉团滑腻又小,颇难射中。这本是宫中游戏,后来传遍长安都城,一时都仿效之,射粉团成了端午节一种风俗。射粉团作为一种游戏尚可言,唐玄宗在五月五日端午佳节有些作为就令人难以启齿了。有一年端午,他与杨贵妃避暑于兴庆宫,昼寝于池畔的水殿中,一群宫妃嫔女倚栏观水中雌雄鸳鸯游戏,而唐玄宗拥搂着贵妃在绡帐内对宫嫔们说:“尔等爱水中鸳鸯,争如我被底鸳鸯!”由此也可看出宫廷节日生活风俗的另一面。

  唐代时,还有五月五日铸新镜的传统。《容斋笔记》记载:“唐时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贴子词多用其事。”再参照其他有关资料来看,唐代宫廷确实讲究五月五日铸新镜。《镜龙记》记载:唐天宝三年(西元七四四年),扬州进水中镜一面。镜面直径九寸,青莹耀目,镜背有盘龙纹饰。据进镜官李守泰说:铸此镜时,有一位自称姓龙名护的老人对铸镜工匠吕晖曰:“老人解造真龙镜。”老人遂入炉所,扃炉三日,后开炉突然不见人,在炉前却获得一素绢,上书:“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时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吕晖看后,移炉于扬子江心,以五月五日时铸成这面宝镜。据说此镜很神,过了七年遇大旱,召来道士叶法善祀镜,镜背上的龙口忽生白气,须臾满殿,甘雨如注。这固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五月五日扬子江心所铸的镜是否有此神奇姑且不论,但唐代确实有此讲究。《唐国史补》也记载:“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六、七十炼已易破难成,往住有自鸣者。”白居易曾就此事作过《百炼镜》诗:“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又云:“太宗常以人为镜,鉴今鉴古不鉴容。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易扬州百链铜。”到了宋代题咏此俗的诗颇多,苏东坡也曾写过一首:“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身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无逸鉴与亡”。之所以在五月五日这天铸造新镜,可能是由于古人认为镜子有辟邪镇妖之功效。

 

五毒图

  唐代民间端午风俗活动形式也类似前代。像《酉阳杂俎》就记载:“北方妇人,五日进五时图、五时花,施之帐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结,皆为人像带之。”长命缕,只是制作上有所不同,用丝缕结成人形,更有装饰性。五时图则是五毒蛇、蝠、蜍、蜥蜴之类,是五毒图之前身,此俗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午时花则是石榴花,五月正是榴花吐艳之时。唐代角黍粽子也花样翻新。《文昌杂录》记载:“唐时五日,有百索粽,又有九子粽。”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诗中就有“穴枕通灵气,长丝缤命人,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百索粽”还是唐代皇帝赏赐臣下的食品。

  唐代端午龙舟竞渡尤其值得一道。在唐代全盛时期,经济繁荣,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在节日娱乐方面,一方面是上行下效,蔚成风气,另一方面对民间的一些风俗活动也受到官府的支持。因此,竞渡之风尤为鼎盛。张说《岳州观竞渡》诗中描写当时竞渡情景道:“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鼓发南湖槎,标争西驿楼,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龙舟竞渡时,箫管奏鸣古老的祭祀乐章,船夫唱起高亢激越的船歌,乐声、歌笙、桨声、水波声合奏出一曲壮阔的交响乐。如储光羲《官庄池观竞渡》诗所写的:“落日吹箫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击去来波。”描写唐代龙舟竞渡以张建封《竞渡歌》最为生动,读后如身临其境。抄录如下,供读者欣赏: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

前船抡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案一明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互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推舟折楫时。

  通过这首《竞渡歌》描述得知,竞渡时两岸仕女如云,罗衣成群,银钗映日,观者如堵。这里绘声绘色描述了双龙竞渡激烈场面更是惊心动魄。这场竞渡由官府主持,赏羸罚输,故竞渡中两船还起了争斗事件。据《古今图书集成》引马令《南唐书》记载:郡县村社每年端午竞渡时,由官府赏给彩缎,两两较其迟速以定胜负,如夺得锦标者,加赏银碗一双,称之为“打标”。此俗一直到五代皆是如此。当然每年这样大规模的竞渡比赛,势必影响到农时与生产,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永州府志》就记载五代时萧结任祁阳令,太守下公文催取端午竞渡龙舟甚急。萧结愤怒地在其符(公文文书)上批道:“秧开五叶,蚕长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闲船。”太守看了以后,也感到惭愧,令止竞渡。

 宋元时期:端午已渐成各民族“全民节日”

张天师驱邪镇宅图

  宋代以后,端午节许多风俗有了新变化。汉魏时以朱索、桃印施于门户,止恶气驱瘟避邪,而宋代却讲究贴天师符。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端午,都人画天师像以卖。”还有合泥作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上。苏子由作《皇太妃合端午帖子》诗中就有“太医争献天师艾,瑞雾长绕尧母门。”挂天师像、作泥天师人,这些活动很明显是受到道教的影响。此外,端午节还刻蒲棒为人形或葫芦形,带在身上避邪。王曾《端午帖子》诗云:“明朝知是天中节,旋刻菖蒲要辟邪!”小儿则有帛裹蚌粉,缀填以棉絮,佩于身上,可以吸汗气。端午节常食的粽子,此时也花样增多,有角粽、锥粽、茭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多种。从五月一日起家家都准备团粽、蜀葵、桃柳枝、杏子、柰子、林擒、香印等物,到端午还要祭天。食品中还有一种“百头草”,是用菖蒲、生姜、杏、梅、李子、紫苏,皆制成细丝,盐浸晒乾,或用糖、蜂蜜浸之,作工十分讲究。有的还纳入梅子皮内,叫做“酿梅”。唐代的白粉团,在宋代亦有发展,又叫“水团”或“白团”,有的杂以五色,制成人兽花果之状。作工最精者称任“滴粉团”,为了增其香味,有的还加入麝香。这些都是端午食中佳品。吴自牧《梦梁录》记载汴京重五风俗写道:“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盝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周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又雕刻生百虫铺于上,却以葵、榴、艾叶、花朵簇拥。内更以百索彩线,细巧缕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并且这天皇帝要亲笔御书葵榴画扇,艾虎、纱匹缎,分赐诸阁、宰执、亲王。端午赐大臣物品无疑是上承唐风,然而能御书画扇者恐怕只能是北宋末年的徽、钦二帝了。尤其宋徽宗,治国无能,但不能不承认它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所以端午节御笔涂抹几把葵榴画扇正是他看家本领。宋徽宗对五月五日这个“恶日”俗忌也颇看重。在唐代时,似乎人们对此不太重视,如《旧唐书˙崔信明传》记载崔信明就是五月五日中时生。出生时有异雀,身形甚小,羽毛五色,集于庭院树上鼓翼齐鸣,声音清亮。有人给占卜云:“此儿必文藻焕烂,声名播于天下。”只是雀形太小,恐禄位不高。后果然如此。当时并未提恶日之忌。《陕西通志》还记载:唐肃宗时张伯达也是五月五日生,称“五郎”,但是他十五游长安,以节义自负,后平安禄山叛乱有功,当地方官也颇有善政。所以后人还给立祠纪念。据《癸辛杂识》记载,宋徽宗也是生于五月五日,因俗忌改作十月十日,并称为“天宁节”。

  元代所绘的《天中佳景》,画幅无作者款印。画题云“天中佳景”,“天中”即端午节的别称,故知此画当为端阳应景之作。幅中凡绘瓶插蜀葵、石榴、菖蒲等五月花卉,枝梢并系有精致香囊。盘中则摆设粽子、荔枝、石榴等。 幅上方,另见道教的灵符四道,及钟馗画像一。

  《梦梁录》记载:南宋时,“杭都风俗,自初一至端午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端午节日用品叫卖者,从隔宿到五更,沿门唱卖,满街不绝。有的家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状悬于门楣上,有的悬虎头。而仕宦之家还用红笔书写“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此日大家都采集百草或修制药品,用来避瘟疾,杭州人还有特殊风俗.,不论大小之家,都要焚午香(即中午焚香)一月。尤其是端午节这天,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仅是富户巨室如此,虽贫苦之人,亦对时行乐。

  至于南宋偏安的小朝廷宫中,更是纸醉金迷的醉生梦死之世界。像《乾淳岁时记》叙述端午宫中习俗,要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还用五色菖蒲、百草制作山子数十座,“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作糖蜜韵果,糖蜜巧粽,极其精巧。还用大金瓶子数十,遍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赏赐给后妃、内侍、诸阁臣僚的物品有翠叶五色、葵榴、金丝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以及紫练、白葛、红蕉等物。而其他大臣也要赏赐细葛香罗、蒲丝、艾叶、彩团、巧粽之类。堪见当时端午节之豪侈,与原来“辟恶”及“纪念”意义已相去甚远。

端午节门上挂艾叶和菖蒲艾叶和菖蒲

  值得一提的是汉族端午节俗也被辽、金两国吸收。如《辽史˙礼志》就记载辽国重午朝仪,皇帝要系长寿彩缕才升坐。对南北臣僚也要各赐寿缕。而金国除吸收一些汉族风俗外,在端午节还有拜天之礼、射柳之俗及击鞠娱乐活动。《金史˙世宗本纪》就记载:大定三年(西元一二六四年)重午,金世宗“幸广乐园射柳,胜者赐物有差,复御常武殿,赐宴击鞠,自是岁以为常。”《金史˙礼志》对此俗有详细叙述。金俗重午、中元(七月十五日)、重九日行拜天之礼,筑台拜天。重五拜天之后,插柳球场,射者要以尊卑为序。柳枝要去皮露白,离地数寸。然后驰马弯弓而射。射不断或射不中者为负。射柳要击鼓助威。射柳完毕要打马球。风俗是彼此影响、互相吸收的。所以到了明代,端午节又吸收了金人射柳之风俗。明永乐年间禁宫中就有剪柳之戏,剪柳即射柳,北方人还有将鹁鸪鸟藏在葫芦,悬于柳枝,弯弓射之。如果射中葫芦中,鹁鸪就飞出来,以此来定胜负。这种民间比赛也是常在端五日举行,考其渊源,正是辽金遗俗。

 明清时期:端午节庆规模愈来愈盛

  

唱龙舟(《羊城风物》)

  明清时期,端午风俗活动形式变化虽不大,但是规模却愈来愈盛行。尤其南方龙舟竞渡,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举。据《武陵竞渡略》记载,龙舟竞渡已不限于端午一天。而是“四月八日揭篷打船,五日一日新船下水,五日十日十五日划船赌赛,十八日送标”。还有“五月十七、八打船,二十七、八送标者”。可见竞渡规模历时经月。对此事“或官府先禁后驰,民情先鼓后罢也。”龙船形制,中等长九丈五尺,长者有十一丈,短者也七丈五尺。划龙舟的桡手都是从渔家严格挑选募徵身强力壮的健儿。龙船分白龙、黄龙、青龙、红龙。不仅船身,就连船上那些旌旗罗伞的装饰,以及划船桡手们服装乃至船桨都是一色。比赛时规定有赛龙场、比赛路线、并划定起点和终点。在终点设有船标,当竞渡龙舟到达终点时,投标船就将标投入水中,让各船争夺。标又分有鱼标、鸭标、和铁标。因标上系有红缎锦,也叫“锦标”,夺锦标在唐人诗句中已有之,如卢肇《江陵观竞渡寄袁州刺史》诗就有“问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之句。这种大规模龙舟竞渡夺标,也经常引起争斗事件,互伤和气。所以往往由官府禁止,有的就直接由官府主持比赛,禁止两岸抛掷砖瓦及赛船之间举桨相斗。

观竞渡(《清史图鉴》)

  武陵沅湘一带竞渡活动如上所述,其特点气势磅礴,船大人多,风格粗犷豪迈。而杭州西湖中龙舟竞渡则另具特色。吴地习俗称呼龙舟竞渡为“划龙船”。《清嘉录》记载:“龙船,阊、胥两门,南北两濠及枫桥西路水滨皆有之。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扬旌拽旗。”不过西湖龙船形制及划法却另有很多讲究。在龙船中舱伏有鼓吹手,两旁划桨十六,俗称其人为“划手”;在船头有一位篙师,手执长鈎立于船头,叫“档头篙”;在头亭之上,还要选长相端庄漂亮的小孩,装扮台阁故事,俗称为“龙头太子”;船尾高丈许,牵有彩绳,令儿童在上面化装扮成“独占鳖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贵妃醉酒”等戏剧人物造型。有竞渡龙船,也有画舫游艇供游客观龙船比赛。在正式比赛前数日,就开始祀神并在水中演练,称作“下水”;上岸后送神称作“拔龙头”。当头的人率里巷游水能手,年前就用带叶竹竿插树桥头,为来年出龙认色,作好准备工作。认色时,舱手执五色小旗插在画舫上,竞赛者龙船各认自己旗色,认旗色时龙船来回盘旋,叫作“打招”,船身一旋,水如溅珠,金鼓之声与水声相激,场面热闹动人。杭州一带龙舟竞渡仪式繁多,花样复杂,娱乐性和表演性更强。到了端午这天,“男女耆稚,倾城出游。高楼邃阁,罗绮如云,山塘七里,几无驻足之地。河中画楫,栉比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欢呼笑语之声,遐迩震动。士人供卖耍货、食品,所在城市,凡十日而罢。俗呼『划龙船市』入夜燃灯万盏,灿星吐丹,波月摇白,尤为奇观,俗称『灯划龙船』。”《清嘉录》描述了如上端午节盛况后,还引了一首无名氐《划龙船》乐府诗云:

汨罗死已三千年,招魂野祭端阳前。苏州龙船夸绝胜,百万金钱水中迸。

冶坊滨口斟酌桥,楼头水面争妖娆!小龙船划疾如驶,大龙船划乱红紫。

胜会争夸十日游,青帘画舫结灯游。四更堤外笙歌散,博得人称假虎丘。

  明清时代,龙船竞渡之风不仅在沅湘吴越之地盛况空前,在东南沿海福建、广州及四川一带均很盛行。除北方无水乡之便外,龙船竞渡成为各地普及的风俗。现存全国各地的数千种方志中,共有二百廿七种方志有龙舟竞渡的记载,虽然形式或有出入,但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端午节用雄黄为小孩儿“画额”

  明代把端午又称“女儿节”。《帝京景物略》云:“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不仅节日名称有异宋代,而且民间风俗也有变化。来自民间的许多夏令保健活动,也掺杂在这个节日习俗中。例如在五月五日正午前,人们要群入天坛去避毒,过了正午才出来。在端午节还讲究捉虾蟆取蟾蜍,其方法是用针刺破蟾眉,将蟾蜍汁挤出。蟾蜍是一种珍贵的中药,可拔毒、消热、消肿,治疗疔毒恶疽有奇效。以菖蒲渍酒饮用避恶气,用艾叶插门固为前代之遗俗。明代新出现的风俗是用雄黄涂耳鼻,认为这样可以避虫毒。据《闽越搜奇谈》云:闽地在五日,还以雄黄浸水,蘸书“王”字于儿童额上,这种风俗称作“画额”。古人对雄黄杀虫驱毒作用早有认识,葛洪《抱朴子˙仙药篇》已有论述。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解释“雄黄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驱痰功效。”可“主治百虫毒、蛇虺毒。”在没有碘酒和红药水的年代里,我们祖先用白酒浸雄黄,再加几块白矾,待酒挥发干后,便成了雄黄矾,用来杀菌消毒。因此,每逢端午节,人们把房子打扫干净,在房内食物贮存处及厨房里洒上雄黄水,用来杀死或防止毒虫。正因古代人十分重视端午用雄黄防毒虫,所以,《白蛇传》的故事及戏剧中,才有白蛇端午饮雄黄酒显原形的情节。这个故事妇孺皆知,流传至今。

天津杨柳青年画─钟馗 

  宋代就出现的端午贴天师符风俗,到明清时更为流行。不但有天师符,还有“五雷符”、“纸符”、“五毒符”、“五瑞符”等。《清嘉录》记载吴地风俗从五月朔日人们就从道院求得天师符贴厅中以镇恶,到六月朔始焚而送。就是小户人家也多贴五色桃印符彩,有的还在符彩上画姜太公、财神、聚宝盆、摇钱树之类。到道观或寺院请符,必须要先拈香朝拜,再付给道士或和尚符金,才能买到。在论年节时我们谈到门神钟馗,在明清之际时,却让门神位于敬德、秦叔宝,而在五月端午,坐上了中堂。吴曼云《江乡节物诗》小序写道:“杭俗,钟进士画像,端午悬之以逐疫。”其实,不仅杭俗如此,《燕京岁时记》记述北京风俗也是一样,“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竞相争购,贴之中门,以避祟恶。”

端午节佩戴香囊是主要习俗之一

  根据《帝京岁时纪胜》与《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北京端午风俗,与明代基本差不多。“家家悬朱符、插蒱龙艾虎。窗牖上贴红纸吉祥葫芦,幼女剪彩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朱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这种风俗直到近来在北方农村尚比较流行。陕西关中农民每年端午就用布缝制五毒、老虎、葫芦等各色香囊,不过里边除装雄黄、艾叶外,还有的装入香料,闻来清香宜人,吊上五色丝线,佩于小儿胸前。清代端午也是极力打扮小女儿,已出嫁之女也可回家归宁,称之“女儿节”。其他游览、射柳、端午避恶风俗基本沿袭明代,均无多大发展。

 

卖菖蒲草(《太平欢乐图》)

  清代南方尤其吴地端午风俗讲究要稍多一点。贴天师符,挂钟馗像,还要截蒲为剑,割篷作鞭,辅以桃梗、蒜头,悬于牀户,用来却鬼,称之“篷鞭蒱剑”。北方五毒符一般是画于黄纸,而杭州五毒是用五色彩纸剪出蟾蜍、蜥蜴、蜘蛛、蛇虺等五毒形象。从汉代就流传下来的朱索、缤命缕遗俗,在杭州清代时却称为“长寿线”。结五色丝为索,系在小儿之臂上,一般男左女右。对小儿来说,还有一种风俗,就是编铜钱为虎头形,挂在小儿胸前,以示其勇猛,称作“老虎头”;有的给小儿肚兜上绣虎形,称作“老虎肚兜”。这些风俗一直流传到近现代,有些至今还颇盛行。

  自民国以来,经过几十年的移风易俗,端午节许多旧的所谓“迷信风俗”已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但端午节仍是民间深受欢迎的传统节日,粽子是不可缺少的佳节食品,谈屈原,述其爱国的情操也是必然的话题。不过,端午节防疫避灾的本真却渐渐被淹没,试问还有几人会在这一天给孩子们戴上五色长命缕?还有几人会在自家门前挂艾叶菖蒲?还有几人会记得在屋里张贴五毒符画?……这些防疫除毒的方法虽然不符于现代科学,但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是节庆不可或失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节日仅剩下互相赠送几盒高价粽子,那我们的文化就彻底迷失了本性。

  虽然,生活在现代医疗卫生条件下的人们已体会不出古人对炎夏来临后疾疫流行的畏惧之情,但在端午到来之时,我们还是应该打扫打扫房屋,晒晒被子,喝些消暑解毒的健康饮品,互赠一些寄寓健康平安的礼物,虔诚地将这个传统节日的内涵传承下去。(常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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